文 | magasa

　　墨西哥达斯古汀斯将与法兰西强手较量，这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发展史，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样本。它的最大特征是「多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潮汐性起伏。

　　具体来说，对墨西哥电影业影响最大的几大因素包括达斯古汀斯将与法兰西强手较量：北方美国邻居强大的电影工业，始终对墨西哥电影产生着无孔不入的影响；层出不穷的国内国外社会革命、动荡、危机，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发展；较为特殊的国内制度，导致文化方针总是随着每六年一次的总统换届来回折腾，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电影业，如此敏感地随着总统选举周期而起舞。

　　1974年4月22日，墨西哥总统路易·埃切维利亚在他bwin必赢官网总统府前的广场上召集了当时国内所有重要的电影人，发表了一次著名的讲话，他说：「现在我正式邀请所有电影工作者，与政府携起手来，拍摄出表现墨西哥革命伟大人性的影片，执行社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职能。你们中的每个人，必须以道德的威信、美学的能力与想象力来感受这一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让墨西哥变得更好！」

　　路易·埃切维利亚

　　埃切维利亚的演说代表了官方对此前若干年墨西哥电影中一直存在的呼声的回应与支持，也构成墨西哥电影史上一道醒目的破折号——将70年代的墨西哥电影产业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以总统的权威为另一种电影的可能性铺平了道路，这种新的电影是要真正与墨西哥人同呼吸的。同时，政府开始为电影人提供必要的资金、政治支持，并保障艺术上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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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切维利亚的前前任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是在1958年由PRI送上台的，他的六年任期内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一小部分上层社会和广大贫民的对立被尖锐化了。

　　数以万计的贫苦农民到城市找工作，住在贫民窟里，将工资水平拉低到衣食成忧的地步，还有无数涌往美国的合法或非法移民。

　　1963年墨西哥电影年产量下降到81部，当时电影产业的问题主要有，对好莱坞电影制作模式过度依赖，拉美其他国家电影发展迅猛导致墨西哥出口萎缩，及上述全国性的危机令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电影票价始终维持在20年前的水平，而少数赚了钱的、处于垄断地位的电影商人不愿意将利润投入到电影再生产中，这种短视的行为必然导致产业难以持续发展。

　　1964年，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继马特奥斯上台后，低成本类型片开始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墨西哥有一种食品，叫做「恰罗」（churro），做法和中国的油条类似，价格便宜量又足，广受普通老百姓欢迎，只是营养价值不高，所以也上不得台面。

　　60年代墨西哥的低成本类型片就被国人戏称为「油条片」，意思就是俗不可耐，只有最没文化的人才会去看，从业人员也缺乏墨西哥电影黄金时期（大约指1935-1959年间）曾拥有的素质和野心。

　　这些「油条片」粗制滥造，由小型的私人电影公司投拍，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完全不存在任何艺术企图。老摄影师罗萨里奥·萨拉诺（Rosalío Solano）回忆说：「我们经常是同时拍好几部片子，到最后都忘了正在拍的是哪一部。」

　　这些影片的演员和场景都是可以随时互换的，或者说同一批演员或道具可以同时用在两部电影里。拮据的经济条件令他们也无意打磨品质。保罗·勒杜克（Paul Leduc）说：「谈到这些电影对大众的影响，当时有句俗话讲得好：‘墨西哥电影？我从来不看墨西哥电影！’」

　　烂电影太多，好电影一两年也未必能有一部，所以像罗伯托·加瓦尔东（Roberto Gavaldón）的《马卡里奥》（Macario，1960）、伊斯梅尔·罗德里格斯（Ismael Rodríguez）的《大人物》（Animas Trujanas，1962）、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El ángel exterminador，1961）、鲁本·戈麦兹（Rubén Gámez）的《秘密配方》（La Fórmula secreta，1965）或者阿尔贝托·伊萨克（Alberto Isaac）的《他们不是本村的贼》（En Este Pueblo No Hay Ladrones，1965）就显得异常可贵。

　　《马卡里奥》（Macario，1960）

　　《大人物》（Animas Trujanas，1962）

　　《泯灭天使》（1961）

　　正因为整个60年代，墨西哥电影都循环于烂片制造过程，1965年举行的一次实验电影节就好似茫茫黑夜里的一点微光。这次电影节是由墨西哥电影工作者协会（STPC）发起的，通过它一批新的电影人脱颖而出了，包括鲁本·戈麦兹和阿尔贝托·伊萨克都是这次试验电影节的获胜者。

　　这些新鲜血液虽然没能令老态龙钟的墨西哥电影界立马改朝换代，但却吹起新风，预示着另外一种电影将要诞生。新浪潮导演冈萨洛·马丁内兹（Gonzalo Martinez）说：「这是电影工作者协会试图引入新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的努力后来结出了果实。」

　　STPC实验电影节的成功只是后来墨西哥出现新电影的一个契机，在此之前，另一桩不太引人注目的事件却为电影界的革新持续不断地提供着暗力。那便是墨西哥大学1961年创办了电影教学班，两年后扩为电影系，并据此成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导演的机构CUEC。

　　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许多学员，陆续成为了埃切维利亚在70年代的六年总统任期间墨西哥新电影的风云人物，其中佼佼者如阿尔贝托·波约克兹（Alberto Bojorquez）、约格·方斯（Jorge Fons）、杰米·亨伯托·赫莫西洛（Jaime Humberto Hermosillo）、马切拉·费尔南德兹·沃兰蒂（Marcella Fernandez Volante）和墨西哥电影学院现任院长阿尔弗雷多·乔斯科维奇（Alfredo Joskowicz）。

　　阿尔弗雷多·乔斯科维奇（Alfredo Joskowicz）

　　除了墨西哥大学的电影班，尚有一大批青年导演在海外学习，如在巴黎的保罗·勒杜克与托马斯·佩雷兹·图伦特（Tomás Perez Turrent），在莫斯科的冈萨洛·马丁内兹与塞尔乔·奥霍维奇（Sergio Olhovich），以及在波兰的胡安·曼努埃尔·托雷斯（Juan Manuel Torres）。

　　时钟拨到1969年，海外留学的墨西哥电影青年们陆续归乡，CUEC也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实验电影节又验证了新电影的生命力和可行性，这些内部条件齐齐具备，再加上外部的政治气候日益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不满，那么可以认为，墨西哥电影在70年代将会一洗颓势、焕然一新，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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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便是新总统路易·埃切维利亚的上台，在他被前任总统奥尔达斯指定为继承人之后，政治立场迅速向左转，开始缓和文化人的对立情绪，大概这也是政客的本能吧。顺便一提，这位埃切维利亚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为中国大陆政权夺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出力不小。

　　埃切维利亚的政策有些类似墨西哥20年代的军政领导人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他一定程度上迎合左派，推行改革，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影响力，提高了墨西哥的地位，所以他在民众面前乐于将自己扮成开明进步的领导，并积极充当第三世界的发言人。

　　虽然来自私营企业主和外国公司的反对声音不小，左派对他仍抱有怀疑，但因为政绩尚可，许多老百姓开始将埃切维利亚和四十年代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相提并论，卡德纳斯当年将美国在墨石油资本国有化，实施了土地改革，向农民发放贷款，组织起工人和农民联盟，是该国历史上的大人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给电影行业松绑就顺理成章了。埃切维利亚看重娱乐行业的社会功能，何况良好运行电影业也能增加收入，他令自己的弟弟鲁道夫亲自来领导电影改革，建立了三家国有化的电影制片公司，鼓励电影人拍摄展现进步、自由的新墨西哥形象的电影，在他的干预下，电影审查制度不再那么严苛，于是批评社会现实的作品多了起来。

　　新浪潮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塞尔乔·奥霍维奇评论道：「墨西哥电影的运动起源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墨西哥电影之所以在60年代那么失败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市场；失去市场又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实在拍得很糟——制片人只把电影当成赚钱的工具。

　　于是在鲁道夫当权后，他运用经济手段，令政府控制了电影公司。这是最关键的：老式的私人制片人见形势不妙就退休了。因为背后有国家支持，电影制作不再钱字当头，质量因而大有提高。第二点，是主题和内容的放宽，因为环境宽松，我们的电影就有机会打开新的市场。」

　　不管起了哪些作用，鲁道夫·埃切维利亚执掌电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约格·方斯认为：「鲁道夫为电影拍摄指出了新方向，传统的禁忌题材不再是不可触碰，他提拔新导演，鼓励与国家合作拍片，开辟发行、放映的新渠道……」

　　保罗·勒杜克的电影《里德，墨西哥起义》（Reed-Mexico Insurgente）是60年代以来第一部讲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勒杜克创作的时候，埃切维利亚尚未执政，但不料发行权后来却被国有公司买走，一开始是想雪藏起来，但扛不住影评人的批评，只好拿出来放映，但出乎高官们所料，影片大受欢迎，于是他们顺水推舟，将之树为墨西哥新电影的典范，再加大力推广，这部影片就成了电影史上那个时代不朽的标志。

　　《里德，墨西哥起义》（Reed-Mexico Insurgente）

　　与《里德》命运相似的还有阿方索·阿劳（Alfonso Arau）自导自编自演的讽刺喜剧《赤脚鹰》（El Águila descalza），这个故事讲墨西哥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也是在埃切维利亚上台前也制作的。因为一直无法公映，当局承受了民众的很大压力，最终才妥协，《赤脚鹰》在票房和墨西哥学院奖上都大有斩获，成为新电影的另一面旗帜。

　　《赤脚鹰》（El Águila descalza）

　　《赤脚鹰》的成功鼓舞了其他一些导演向社会批判题材影片进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普·卡萨尔斯（Felipe Cazals），《在那些年代里》（Aquellos años）、《卡诺阿》（Canoa）分别在莫斯科和西柏林的电影节获大奖。一开始他从历史问题入手，慢慢再逼进现实政治，卡萨尔斯后来成为了写实题材影片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手法也颇为特别，他爱将伪造的纪录片和电视采访片段与正常叙事掺杂在一起，这在当时很是前卫。

　　积极投身墨西哥新电影运动的导演除了上述这些墨西哥人，不能忘记的还有流亡在墨的智利导演米格尔·里汀（Miguel Littin），1973年，皮诺切特在美国CIA协助下，武装推翻了民选的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里汀被迫逃亡墨西哥。

　　米格尔·里汀（Miguel Littin）

　　有意思的是，里汀虽然是外国人，但他在墨西哥电影界不甘寂寞，积极往当时僵化不堪的导演工会里渗透，以期将话语权从庸碌的老头子们手里抢过来，但导演工会为了保住权力，拒绝批准任何新会员，鲁道夫·埃切维利亚看不过眼了，勒令敞开大门让新人加入，于是里汀成了第一个加入导演工会的年轻导演。

　　里汀在墨西哥时期最有名的电影当然是《马卢西亚来信》（Actas de Marusia），他在这部构建在智利历史上的影片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并对现实有所观照。

　　《马卢西亚来信》（Actas de Marusia）

　　在制作上，《来信》的拍摄周期是普通墨西哥影片的两倍，成本超过了100万美元。但投资物有所值，《来信》除了获得墨西哥学院奖金奖，还多年来首次被提名为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

　　有相当大一部分新电影聚焦在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上，冈萨洛·马丁内兹是个中翘楚，他不仅通过展示家乡奇瓦瓦雇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来分析墨西哥革命的起因，还回溯到几十年前土著与统治者的矛盾，不啻于提供了一部墨西哥近代史百科全书。可惜的是他计划中的墨西哥革命三部曲并未全部完成。

　　拓宽题材只是鲁道夫·埃切维利亚搞活墨西哥电影业的一招，他出台政策招揽国际巨星来墨，像三船敏郎、马克斯·冯西多、彼得·奥图尔、夏洛特·兰普林都演过墨西哥电影。

　　此外，他还鼓励导演们拍摄拉丁美洲的文学名著，于是何塞·多诺索、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安·鲁尔弗、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当代文豪纷纷被搬上银幕。

　　墨西哥新电影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主流虽然是社会政治议题的影片，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的《鼹鼠》（El Topo）、奥图罗·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的《贞洁堡垒》（El Castillo de la Pureza）及塞尔万多·冈萨雷斯（Servando Gonzalez）的《选中的人》（El Elejido）均是影史上熠熠生辉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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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场新兴的电影运动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敦促下发动的，那么等他六年任期届满，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就任总统，情况就全变了。

　　因改革汇率制引发了比索的巨幅贬值，国家经济衰退，加上新总统对电影产业的政策是重启私有化进程，政府扶持萎缩，一部影片的成本缩减到7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而老式的私营电影企业死灰复燃，新电影时期导演渐渐失去工作机会，外国投资渗入墨西哥电影业，好莱坞影片对本土影片冲击日大，最后盘踞了八成以上的电影市场，导致国产片只能在外省小城市上映，而这些国产片又以无聊的「油条片」居多，新电影再无立锥之地。

　　发生在墨西哥一届总统任期内的新电影运动便告一段落，墨西哥电影迎来了又一个乏味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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